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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还指法律的既判力，即法律判决作出后就存在确定的效力。

为了避免这个问题，本文选择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社会治理层次出发初步构造反思型法体系，尽管每个层次都只能进行一些列举。国家调解不仅相对合意调解处于辅助地位，而且不具强制性，只能在当事人一致同意将该集体合同规则纠纷提交有关调解机构的前提下进行。

正是由于不同社会系统基于不同代码和纲要展开沟通，形成了不同的递归性内部沟通网络，储存着相应的明晰知识和默会知识，导致外部的通用型治理模式难以对症下药，才需要激活其自我规制机制，社会治理也不得不向着专业化的方向发展。反思型法适用于网络公共领域的秩序调整。(33)参见刘亚平：《中国食品安全的监管痼疾及其纠治——对毒奶粉卷土重来的剖析》，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1年第3期。(24)反过来说，任何功能系统，一旦无法立足自身代码和纲要封闭运作，就必然产生面向一部分人的特权结构，并对另一部分人关闭入口。也实施自我限制，防止系统理性过度膨胀导致系统崩溃，或者侵犯其他功能系统的自治空间。

(11)参见[美]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吴玉章、周汉华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192页。④参见张文龙：《中国式邻避困局的解决之道：基于法律供给侧视角》，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就此而言，或许可从以下三方面略作展开说明： 第一，研究进路的选取在根本上取决于对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的理解。

其次，即便以往学说与当下研究在问题意识上趋近甚至相同，能够作为法实证研究中的理论的也并非其具体结论，而是这些学说所蕴含的分析框架。这是否意味着，对这些不同的要素、关系和方法的安置只能是一种自说自话？这种安置是否无章可循？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前文已说明，这种安置是法的实际样态的复杂性所决定的，而且从可证伪性或者范式革命的角度来看，亦体现着法实证研究的活力和科学性。影响法的实际样态的因素众多，人们只能确定已知的因素并将之设定为自变量、因变量和控制变量，事件序列的确定、变量的设置乃至假设生成过程都依赖研究者的理论认知。法实证研究同样面临这些困难，但其自身还存在某些特殊问题。

基于前者，法律经验研究或许可以将定性与定量、个案与数据等都囊括进来，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可以互换。其他一些学者则基于功能主义的视角，关注到了人民陪审员在知识提供、调解协商、人力补充等方面的作用，进而发现了人民陪审员作为辅助者的角色和功能。

最后，从因果机制解释来看，为说明社会生活如何决定制度绩效，该项研究融合了历史选择和理性选择两个视角，在使用集体行动困境、博弈均衡等理论工具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概念从个体层面上升至涉及互惠的规范和公民参与的网络的群体层面，从而为认识和解释意大利地方政府民主改革的实际状况以及长期地、系统地研究制度怎样发展以及怎样适应其社会环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第三，实证研究的表述可以更好地反映此类研究中的基本共识和此类研究的特殊性。一种理解侧重于实质命题，重心在于经验，即把法的实际样态当作一种区别于理想的法和书本上的法的经验存在。为了从注定是不全面且个别化的观察中作出因果分析，自密尔提出求异法等方法以来，控制变量的求异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因果分析的方法论基础，理论在其中起着关键的中介作用。

然而，如前所述，法的实际样态内含的事实与价值（规范）、一般与个别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法实证研究的分析框架也并非通过线性思维发展出来的，而是——借用考夫曼讨论法律获取时使用的术语——通过一种在实证资料、学说资源、问题意识之间目光往返流转的等置模式获得的。法的实际样态是法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与各种社会要素互动的结果，任何相关实证分析都必然涉及这些要素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这些研究中的分析框架或多或少地都具有某种整合性。不同于可能引发此类研究的研究对象局限于具体法律制度等误解的法律，法具有更丰富的含义。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批评现有的许多研究都停留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的偏离与分裂等差异层面，而主张法实证研究（法社会学）必须对常态下的法与社会提供某种观察和描述，这无疑是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差异就不能反映常态现象，更不意味着它在法实证研究中没有意义。

最后，研究者置身于法律参与构造的社会中，难以作出价值中立的分析。第一，这种理论提供整体认知框架。

然而，常可以在以往研究中发现，基于同样的资料素材甚至运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同一个具体法律制度可能呈现不同的样态，但这并非源自实然的认识差异，而是源自研究者在实质命题上对一般的法的认识分歧，这些分歧涉及对法的存在形式、运作机制、功能特征等问题的不同理解。研究者既可以从学说资源中的分析框架或者普遍问题出发，验证实证资料，如前述的帕特南对意大利地方政府民主改革的研究。

但问题在于，实证研究的对象往往是具体的或者至少是可感知的，一般的法能否以及如何才能成为实证研究的对象？一般的法与具体的法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二者又是如何关联起来的？ 其二，从研究方法来看，实证研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应否将其与经验研究相区别？从表1可以看出，有学者主张，根据使用的方法是定性还是定量来区分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但亦有学者并不区分二者，认为二者均可适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间存在某种移情效应或者共通性，研究者可以由此超越纯粹的观察而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至于共时性差异，前文提及的安赫斯特学派就曾基于敬畏、利用、对抗等多种法律意识及其变化之间的差异，形成了图式与资源的分析框架，并由此呈现出了日常生活中的法。（一）生产过程：在实证资料、学说资源与问题意识之间目光往返流转 对于理论是如何形成的，有学者认为，存在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他的观点分布在两者之间。第一个方面或许可被概括为从法律中的社会结构中发现差异。从观念价值方面来看，行动者的观念既参与了对法的实际样态的塑造，也是其外在的表征。

另一种差异有着更久远的学术传统。将这两个维度的说明综合起来，可以发现一条资源—分析框架—资源的循环轨迹：学说或具有一般性的陈述构成人们接触和理解法的实际样态的资源，这种资源会在与实证资料相等置的过程中被具体化为分析框架。

萨吉立足于法社会学传统，重新检讨了埃里克森使用的案例和分析框架，针对民间秩序提出了一种融入了国家和社会等级因素的双重秩序理论。虽然因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差异，不同研究的分析框架不尽一致，但它们都具有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的理论性质。

法律经验研究包含的另一种理解则侧重于方法问题，这种解释的重心在于经验研究，强调此类研究必须以对研究对象及其表征的事实的系统观察为基础。在批驳割裂实质命题和方法问题、将实证方法等同于操作技术等倾向的基础上，有必要再澄清另外两种较普遍的对理论的误解。

需要说明的是，理论一词含义多样，本文之所以将分析框架称作理论，不仅是因为它集中体现了研究者对一般性质问题的思考，还因为当前此类研究存在割裂实质命题与方法问题、将实证方法等同于操作技术、把经验概括或者以往学说直接当作理论等倾向。第三，分析框架具有分析性。或许只有依靠分析框架的检验、修正和创新，法实证研究才能不断呈现法的实际样态的各种复杂面向。鉴于称谓凝聚着人们对事物性质的理解，由此入手或许是一个较适宜的考察策略。

在事实上，如果可以直接将学说作为理论，那么需要研究者做的或许就只有应用验算，实证研究的意义也就大打折扣了。在事实上，人们总是带着一定的前理解或者预设来接触法律现象、形成问题意识并确定研究的对象、内容和方法。

由此可见，对法实证研究的这种说明秉持的并不是某种不可知论，但也不是那种将经验或者学说当作教义的可知论，而是在充分意识到法律现象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坚持实践与认识的辩证统一。从社会结构及其要素中发现差异至少涉及两个方面。

例如，有学者可能不认同涂尔干关于人类社会从机械团结、施行压制性法到有机团结、施行恢复性法的学说，却能够采用该学说内含的关于法律与社会变迁的分析框架来展开实证研究，甚至证伪该学说。首先，从因果链条截取来看，这项持续了25年的研究从改革之初就确定了从制度绩效的角度进行考察，其主要基于新制度主义认知框架，制度构建政治制度为历史所构建制度绩效受其置身的社会背景的制约等理论认识奠定了基本方向和主要假设。

陈柏峰认为，法律经验研究应当是宏观理论前提+微观行为意义解读+中观或微观机制分析的结合，并提出了经验现象—因果关系—事理—法理的理论概括路线。因此，为避免被人误解自己仍在遵循将法视为客观事物的传统观点，近年来兴起的安赫斯特学派甚至摒弃了法律这一通常表达，创造出了法律性（legality）这一术语，以此来表达日常生活中的法律，即那些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法律的的意义权威来源和文化实践。第二，分析框架具有受限性。有学者曾指出，社会科学研究中解释个人社会行为的线性模型，R2一般不超过0.5，就是说，未被解释的随机因素作用占大半。

然而，这种同质整体并不存在，社会本身包含许多性质迥异的组成部分，而且这些组成部分与组织秩序之间存在联合、抵抗、并行等多种关系，这些复杂的互动过程深刻地影响了法的实际样态。影响法的实际样态的因素众多，且不说加入其他变量之后，原有的经验或者关系判断能否成立值得怀疑，将这些不同的关系判断整合为一个具有融贯性的说明（解释）也需要新的分析框架，绝非对不同的经验或者关系命题的简单叠加能做到的。

就此而言，法实证研究在法律服从、接受、知晓（KOL）等主题上提供了大量研究，在现象学、常人方法论、互动论等方法上也作出了诸多积累。这些研究关注法的运作、法的效果、法与社会的关系等法的实际样态，持续推进着人们对现实世界中的法的理解。

近年来，一些学者不满足于这种细节上的实质性差异，开始致力于探究整体的形式性差异，即从社会的空间组织结构及其时间演变过程中把握法律的社会形态。在事实上，除了这些个性化操作指南，最近还有学者发现，一些社会科学研究使用了某些具有普遍性的论文工具（paper tools）。